闲言少叙，书接上文。

在这个案件中，如果认定肖阿姨构成故意杀人，事出必有因，动机，绝对是个硬伤。但是因为那部手机一直下落不明，而在刑事案件中，“重物证，轻口供”的原则也着实让我们无奈。

检察官愣了愣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觉得有些蹊跷。但是两个女人在一起，难免会有个口角，拌个嘴什么的。有时候一些案件，就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。”

看来这个检察官也意识到了动机的问题。只要有松动的缝儿，我和瑞子就好做事。

“嗯，我想也是。”瑞子敷衍道。

一番试探，点到即止。我和瑞子，心领神会。

从检察院出来，我问瑞子道：“怎么分工？”

这货想都没想就说：“你查卷宗，我搅浑水。”

“卧槽，卷宗你都不看，怎么搅？”

“我的工作就是忽悠，看卷宗有个屁用？”瑞子不屑地道，“你干活儿细致，这牛马活儿还得你来。”

我直接无语。

回到酒店是上午十点。我俩各自搬出电脑，各行其是。

案件的卷宗材料虽然不多，但是要想找出侦查阶段的问题和漏洞也不容易。查阅、核对、印证、分析，只能仔仔细细进行，半点不敢马虎。

主办检察官既然认识到了动机的问题，自然也会意识到，在这个案件中，罪名的定性没有那么过硬。这就为瑞子搅浑水提供了空间，于是，查案例、找依据、写文书，他也是全力以赴。

两个标准的烟民，你一支，我一支，接连不断地抽烟，手上的工作也是一刻不停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都快睁不开眼了。

“你能不能别抽了！”我俩几乎同时望向对方。看着满屋的烟熏火燎，又嘿嘿嘿地笑开来去。

其实律师工作挺枯燥，也挺伤神的。电脑前一坐就是半天。有时候，心里揣着案子迷迷糊糊睡去，睡梦中突然福至心灵，想到了被遗漏的“关节”，或是新的处理方向，一脸“顿悟”的喜悦，翻身而起也是常事。

中午两点，瑞子摁灭了最后一支烟，伸个懒腰，合上了电脑。

“你搞定了？”我一脸惊讶。

他一头栽在床上，对我说道：“你忙着，我睡了。估计你得整到下午了吧？你忙完了叫我，咱们找个地儿喝两杯去。明天一早我也去交份律师意见书，咱这一趟，就算完成任务。”说完径自倒头睡了。

我揉了揉眼睛，苦笑着转过头，继续寻找着卷宗里的漏洞。

下午六点，我终于完成了工作。

瑞子洗完澡，正从浴间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？有退侦的空间吗？”他问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，“看你的了。”

“奶奶的，他们这活儿，做得还挺细。”瑞子苦着脸道，“不过我这边，只怕也拖不了太长时间。”

“能拖一点是一点吧。累了，走，找个地儿喝两杯，解解乏。”

我和瑞子走出酒店，向华灯初上的大街走去。

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又来到检察院。

检察官一见我俩，倒是先开口了，“昨天我看委托手续，原来你俩不是一个所的呀？”

“对呀！我们也没说是一个所的呀？”瑞子故作惊讶。

检察官笑道：“这倒是少见，你们这委托人怎么想的啊？”

瑞子笑着说：“唉，病急乱投医，多个人多份力呗。也许她是想着‘别在一棵树上吊死’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三三再给各位看官唠叨几句。

一般无论是民事代理还是刑事辩护，委托人通常都会委托一个律师，有时候也有委托两个的，这种情况比较少。而且法律有规定，委托律师代理或是辩护，最多不能超过两人。

如果同时委托两名律师，通常情况下都会是同一个律所，毕竟同事之间相对熟悉，沟通也更容易。最主要还是为了意见的统一，防止两名代理人意见相左。因为不同的律师对于同一个案件也许会有不同的认识，如果代理人多了，而且意见不一致，这代理工作也就没法做下去了。当然，如果两名律师本就意见一致，或者本就熟悉，也容易沟通，那么是否属于同一律所也就无关紧要了。

有时候常常听到一些客户说，我的官司，聘请了一个律师团队帮我打，我绝对是一百个放心！话里话外，既表示信心满满，或多或少也有炫耀的意味。

每每听到这话，我只是暗自摇头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一个“律师团队”？花多少钱暂且不说，是否超过了法律的规定也暂且不论，假设这个“律师团”成立，要做到意见统一，这得花多大功夫？

我只能说这位老哥之所以放心，实在是因为“心大”。但是“心大”的人一般就是两种，要么是爱吹牛，要么是容易被忽悠，不知道这位老哥属于哪一种。

好了，有些话只能点到即止，咱们书归正传。

瑞子的话把检察官也逗笑了，“两位律师昨天看了卷宗，今天是来和我交换意见的？”

瑞子一本正经地点着头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付检，我们昨天查阅了卷宗，也详细地分析和讨论过，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在罪名的定性上，似乎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跟您交换一下意见，也是希望案件能够得以公平、公正的处理。”

检察官说：“整个案件的细节我也看了，犯罪动机这一环节的依据确实有些薄弱。虽然我们在处理刑案中有‘重物证，轻口供’的原则，但是也并没有排除口供作为案件事实的支撑。”

瑞子点头哈腰，谄媚地附和，“是，是。付检说得在理。物证确凿的情况下，零口供也能定案，没有物证的情况下，口供当然也能够作为案件事实的支撑，这绝对没错。”

随即话锋一转，神情也立时严肃起来，“但我们却是从犯罪动机薄弱这个问题上，注意到了罪名的确定似乎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”

“噢？宋律师，说说您的看法。”检察官礼貌地说。

“您看啊……”瑞子看了我一眼，正襟危坐地开始搅浑水。

“法医报告上推定，被害人黄珊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三点至六点之间。而小区的监控显示，被告人肖丽芳在晚上八点就已经离开了小区。

那么，在肖丽芳离开的这个时间，黄珊是否已经有了生产的前兆？或者说已经开始生产并处于难产之中？关于这一事实，全案是没有证据予以证实的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肖丽芳离开的时间点，黄珊并没生产的前兆或是处于生产过程中，那么肖丽芳离开的时候，黄珊是安全的，并没有处于危险，或是需要救助的紧迫情形之中。在肖丽芳看来，黄珊还在待产，是安全的。如此一来，肖丽芳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离开会给黄珊带来紧迫的危险，自然更谈不上放任这种‘危险’的发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肖丽芳是否具有杀人的‘故意’？这就值得商榷了。

既然主观上的‘杀人故意’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再联系上本案中犯罪动机缺乏支撑这一薄弱环节，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，把本案定性为故意杀人，是不是草率了些？”

瑞子也是打太极的高手，一番分析、推理，滴水不漏。我也暗暗喝了声，精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