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队长说，这一个星期之内，你们广播的都是城市的内容，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，当然，这些城市的内容我们也需要知道，但乡亲们反映说，我们这里是农村，还是太行山区的农村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，不能喝大城市相比。也就是说，城市里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并不适合我们这里，所以，我们想学也没有办法学，没法学就赶不上人家，赶不上人家，你这个屋顶广播还有什么用呢？

生产队长说到这里，大概是口渴了，高校长示意我给他倒一杯水。我给生产队长倒水的间隙，高校长说，这件事与他们俩无关，是我们学校的责任。

生产队长连忙说，怎么能说是高校长的责任呢？

高校长说，学校里这么一份报纸，还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。报纸上刊登的本来是新闻，但到了咱们这里也成了旧闻了。队长你放心，乡亲们的要求，我们一定能满足，以后的屋顶广播要多增加农村的内容。说完，指了指我和杨树方，你们俩先走吧，我和生产队长还有事情要商量。

我们俩刚走出高校长的办公室，只听他又把我们叫回去，说，这一个星期你们很辛苦，学校决定奖励你们每人两支铅笔，两个作业本。希望你们继续努力。

这时，生产队长也说，村里也准备给你们每人奖励十个工分。

这个学期结束时，我和杨树方因为屋顶广播搞的好，学校第一批把我们俩发展为少先队员，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，还代表学校到县里出席了屋顶广播的先进经验交流会。我和杨树方一时成为雁浦村小学的名人。

我和杨树方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，引起了很多同学的羡慕之情，都纷纷要求加入屋顶广播的队伍，有的人写了申请书，有的同学找到李老师和高校长，甚至有的人还找到了生产队长，想让他在高校长和李老师面前走个后门。

在一次班会上，学习委员周艳萍郑重其事地向李老师和高校长提出建议：屋顶广播不应该只有男同学参加，女同学也应该参加。周艳萍认为，从广播的声音效果方面来衡量，我们女同学更适合加入到屋顶广播这个团体里来，因为女生的嗓子尖细，声音传播得更远，乡亲们听得更清楚。她还说，屋顶广播既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女生也有义务去承担，这也是男女平等的体现嘛！

周艳萍言词凿凿，而且还带着一些义正辞严的味道，高校长和李老师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交流了一下眼神。

高校长转而对周艳萍说，当初我们选择谷国青和杨树方当广播员的时候，主要是考虑到男同学干这件事情比较方便。

不料，高校长的话音刚落，周艳萍就立马反驳起来，女同学有什么不方便的呢？

李老师接过话头说，我们主要是基于咱们这里的生活习惯而定的。男孩子晚上喜欢出来玩耍，而女孩子大多数在家里帮着父母做家务，出来玩耍的时候较少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女同学。

周艳萍平时胆子很小，不知道这次是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，胆子居然大了不少，竟敢当面顶撞高校长和李老师。

在选择屋顶广播的人选上，高校长和李老师似乎觉得自己真有点欠考虑，所以总是和颜悦色好言好语地向周艳萍解释。在周艳萍的一再坚持下，高校长和李老师最后决定屋顶广播增加两个女同学，一共四个人，分为两组，每组一男一女。

对于增加两个女同学，我和杨树方没有任何意见，反而表示热烈欢迎。多两个人，我们负担就轻松得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过，这些日子我观察周艳萍脸上的表情，总觉得她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绝不是单纯为了加入屋顶广播那么简单。有事实可以证明：当初学校选择我和杨树方当广播员时，周艳萍是知道的，而且每天晚上她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如果她早就想加入这个团体，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而要等到这个时候呢？

后来我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原来她对我和杨树方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服气。她认为，自己是班级的学习委员，大小也算个干部，没有第一批入队，反倒让两个普通学生捷足先登了，而且这两个普通学生还是班级李有名的淘气包和捣蛋鬼。这让周艳萍的心理上十分不平衡，所以下定决心要加入这个团体，也要尽快加入少先队。

不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周艳萍虽然有点私心作怪，但她的广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。她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很好，要不也当不了学习委员，主要是理解能力超长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杨树方都自愧不如。我们俩的广播基本上是照本宣科，不带多少感情色彩，用周艳萍的说法就像喝白米粥，没有什么味道。

而周艳萍则不同。她在广播前，要反复通读好几遍原稿，直到把原稿内容吃深吃透了然于心才行。这样广播起来，语调就抑扬顿挫声情并茂，很受乡亲们的欢迎。

由于周艳萍的加盟，雁浦村的屋顶广播水平越来越出类拔萃，多次受到县里有关部门的表扬。很快，周艳萍也加入了少先队，而且后来者居上，还担任少先队的的中队长，过去这个职务一直是高年级学生担任的。

周艳萍善于观察事物。在广播过程中，她对我说，咱们站立的位置要调整一下。

我问她怎么调整？她说，位置高可以登高望远，但声音传播不一定高位置就能传播的远。雁浦是个长带子地形的村子，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正好在长带子东边，西边的乡亲们就听不清。应该把位置往中间挪一挪，这样东西两面都可以兼顾，大家都能听到广播内容。

周艳萍还说，可以把原先的两个组扩编为四个组，因为有好多同学都愿意加入屋顶广播，我们不应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。

四个组怎么广播？杨树方理解不透。

周艳萍说，这个高位置广播地点还留着，再到村中间找一间房，派两个组去。我们广播一遍，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复述一遍，这样全村不就都听到了吗？

毫无疑问，周艳萍的提议是正确的。于是，我们从雁浦村中间找了一间房，是生产队的一个牛棚。找这个地方是为了省却和住户之间的麻烦。

不料，恰恰是为了省却麻烦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原来，这间牛棚年久失修，房梁房柱都有不同程度的腐朽和损坏。有一天白天下了好大的雨，晚上雨停了，我们上房广播。喊着喊着，忽然“哗啦哗啦”一阵响——牛棚倒塌了！

万幸的是，牛棚里有好几头牛把倒塌的房梁托住了，我们几个人掉到了牛背上，没有摔坏。虽然没有危险，但吓人不轻，有几个孩子不敢上房了，退出了广播团体，八个人又剩下了四个人，我和杨树方、周艳萍，还有一个叫张婷婷的女孩子。我们四个人一直坚持了好几年。

后来，周艳萍和张婷婷被县广播站抽调去，成为专业广播员，还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吃上商品粮。恢复高考制度后，张婷婷考上北京广播学院，毕业后分到省广播电台，后来当了副台长。周艳萍考上师范大学文学系，毕业后也从事了与广播有关的工作。反倒是我和杨树方这对屋顶广播元老，从事的工作都与广播不沾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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