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困难时期,感受最深的当然是肚子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。然而比较起来,我居住的牛角台村还算不错,饿是饿,但没有饿死人。“瓜菜代”,起码有瓜和菜代替,有的地方连瓜菜都没有,那才叫没有办法哩!在那个年代饿不死人,无疑于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长大参加工作后,我从报纸书本上得知好多地方饿死好多人,就把牛角台没有饿死人称为“牛角台现象”。我对这个现象做过一番研究,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。牛角台四处皆为高山,村子像藏在大山皱褶里的一个虱子,外人不容易看到。山高皇帝远,村民们就偷偷开荒种小片地,偷偷地收获粮食,这就是后来“文革”中所批判的“四大自由”中的一大“自由”。
“文革”中,牛角台村里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。有个造反派头头领着一批人批斗当年村里的生产队长孙建祥,说你当年领着人偷着开垦小片地,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孙建祥说,放你十八辈老祖宗的屁!我不过是个带着人下地干活的领班,一无权二无钱,算什么走资派?要不是我当年走“资本主义道路”,你们这群王八羔子能活到现在?早饿死变成一把骨头了!今天你们还有脸来这里批判我!回去问问你们的老子娘,看看他们愿不愿、敢不敢批斗我?滚,一群不知好歹的白眼狼!
这段文字算是一个开场白。里面所说的偷开小片地,是生产队长孙建祥的一大创举。他领着社员们在牛角台四周的山坳里开了好多小片地。那时候,为了禁止陡坡开荒,上级经常派人到山里检查,好多人为此丢了党籍丢了官帽,甚至还有人坐了牢。然而,牛角台村来了好多拨检查组,却一直没有发现偷种的小片地,为此孙建祥还得到了上级的奖励和表彰。其他村庄的生产队长觉些奇怪,问孙建祥,这一带就属你们村种小片地多,反倒是你们村没有被检查出来。你们用了什么魔法蒙住了检查组的眼睛?
孙建祥说,我们没有什么魔法。我们偷种的是黍子,你们偷种的是玉米。黍子快要成熟时叶子是黄的,颜色和周围的杂草差不多。而玉米的叶子始终是绿的,与周围杂草的颜色格格不入,人家检查组眼又不瞎,还看不出来吗?
黍子是一种谷物,去掉谷皮就是大黄米,黏性很强。村里常用来做油炸糕和包粽子吃。牛角台种了不少黍子,除了吃油炸糕外,最著名的吃法就是端午节包粽子。牛角台村包粽子与众不同,个头儿特别大,每个大约一斤左右,呈四角形,很像狗的脑袋,所以又称狗头粽子。包狗头粽子,非常考验家庭主妇的厨艺水平。粽子个头越大越难包。相传村里过去小伙子想找个会做饭的媳妇,只要看她会不会包大粽子即可,能包大粽子干别的肯定没问题。而煮粽子,在很多地方实在稀松平常得很,包好粽子放到锅里煮即可。但在牛角台,煮粽子却很有仪式感,而且这个仪式还很隆重,值得记忆也值得书写。
长街之上,架大锅煮粽子,是端午街期间常挂在牛角台村民嘴边的口头语。这里所说的大锅一般指九号大锅,乡下称九印锅,放满一锅粽子约有五六十斤重。因为大黄米难熟,粽子里面又掺杂了各种豆类和红枣,加上个头大,所以要在五月初四午饭后就开火煮。煮粽子的柴火也有讲究,茅草之类不行要用木棒,木棒火焰硬,可以使粽子早熟。木棒一直烧到吃晚饭时才能停火。但这个时候还不能吃,要在锅里焖一晚上,等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真正的端午节这天才能开锅吃粽子。那年村里刚成立了公共食堂。过端午节时,因为有几百口人吃粽子,人们就在村街中心建起一个超大型的灶台,开了八个灶膛,安放了十口九印大铁锅。十多个青壮年社员从山上背来上千斤杨木棒子。生产队长孙建祥一声令下:点火!八个灶膛里同时响起噼里啪啦的燃烧声。一个小时后,十口大锅同时冒起白腾腾的水蒸气,就像开过来一辆蒸汽机火车。这个时候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观看,那个场面太热闹太壮观!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,至今想起来我还兴奋不已。
天色渐渐黑了,灶膛里的火熄火了。粽子要在街里过夜。为了防止有人偷粽子吃,生产队长孙建祥派了四个人夜里值班看护粽子。现在人们觉得似乎有点小题大做,不就个粽子嘛,吃几个怕什么?但在当年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情。那时候人们都在挨饿,为了吃饱肚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,不提防着点还真不行。然而即便提防着还是出了问题。端午节早晨,孙建祥在村头大声吆喝:吃粽子了!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端着大碗小盆排队出来领粽子。村里有多少口人,总共包了多少粽子,孙建祥心里都有数。每个人四个粽子,但轮到排在最后的几个人时,锅里没粽子了。
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显然有人偷了粽子。谁这么大胆,敢从村民嘴里夺粮?值夜班的人首先被怀疑,一个个被叫到村部问话。这几个人倒也不隐瞒,说粽子就是我们吃了。
孙建祥很生气,乡亲们信任你们,让你们看护粽子,目的就是防止被人偷吃,你们却监守自盗,自己当了贼!太不像话了,为了几个粽子,你们的脸面都不要了?以后还怎么见人?还怎么在村里混?
我一个本家族叔也参加了值夜班。他理直气壮地对生产队长孙建祥说,我们怎么就没脸见人了?你们在家里睡大觉多舒服!可我们呢?白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儿,夜间还得熬眼值班,又不给任何报酬。到了后半夜,大家肚子饿的够呛,难道不能吃个粽子吗?就当给了我们一点报酬难道不行吗?
孙建祥听着也是这么个理儿,就没有再追究。如果给工分,一个夜班最少十个工分,比吃个粽子还值钱。
到了五月初六,我正在街里玩耍,忽然听见族叔喊我,你来我家里一趟。我到他屋里后,族叔拿出个粽子给我吃。我问族叔哪里来的粽子?族叔说值夜班时每人拿了两个粽子,但族叔只吃了一个,他知道我最爱吃粽子就给我留了一个。他有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儿子,没有给他儿子却把粽子给了我。族叔的举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他平时喜欢我,但我毕竟不能和他亲儿子相比,在那个挨饿的年代,他应该先填饱自己儿子的肚子才对。我记着族叔的好处,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探亲总要去看看他。有一次,族叔对我说,从小我就看你是个读书的材料,我那个儿子就是修理地球的坯子。我虽然是个大老粗,但我喜欢念书人,念出出息来,对家族有利对村里对国家更有利。
回过头来再说粽子。五月初七,吃过早饭,大家正要下地干活儿,突然村口来了上百号人,有男有女有老有少。街头煮过粽子的锅灶还没有来及拆掉。这些人围住锅灶不走,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有人赶快去找生产队长孙建祥。孙建祥闻听来到街头,一看,大多数人都认识,原来都是附近几个村庄的人,还有几个是生产队长。
这些人说要吃粽子,孙建祥说,你们要吃粽子可以自己包自己煮,为什么来我们村要粽子吃?你们吃了,我们村的乡亲们吃什么?再说,今天已经是初七了,煮的那点粽子早就吃完了,哪有给你们吃的?
牛角铺村的生产队长叫刘大有,上小学时和孙建祥同过桌,平时关系挺不错。他对孙建祥说,老孙,你别给我打马虎眼,谁不知道你们牛角台村财大气粗?别说其他方面,就说你们端午节长街之上架大锅煮粽子,我们村就没有这个本事,老少爷们今年有的连个粽子味都没有闻到。大人还好说,孩子们怎么办?过端午节总得让吃个粽子吧!所以我们就找你这个生产队长来粽子来了。
孙建祥皱皱眉头啧啧嘴说,你们村的人吃粽子,你当生产队长的应该想办法,来我这里算怎么回事儿?我是牛角台村的生产队长,不是你牛角铺村的生产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