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天下午，我正看着笔记里关于西南地区巫蛊之术的记载，突然电话响了，刚一接通，里面传来老王爆炸般的吼声：“吴诚，你小子是不是忘了把钱给法院，今天法院又打电话来催我，说这周之内再不想办法交执行款，就把我列为失信人员名单，这名单和身份证照片还要在广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，到时候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”

我才想起他又把钱给了我，让我转交给依依，一回来我竟把这事儿给忘了，那钱现在还在我挎包里搁着呢。

我噗呲一下笑出声来，“这是好事儿啊，公家免费给你做宣传、推广，你那算命的生意只能是越来越好。”

老王气急败坏地道：“你就作吧，我要是断了营生你就能好了？你是我徒弟，你得养我，不然就是欺师灭祖，祖师爷饶不了你。你小子到底怎么搞的？”

我止住了笑安慰他说：“我这几天尽顾着练气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放心，我马上给依依打电话，说这钱我立马给她送过去，让她把强制执行撤回来不就行了。没事儿，啊，你放心摆摊儿，干你的事业去吧。”

老王听我这样说，似乎放了心，又交代了几句叫我用心练，有不懂的就去找他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

接着我就给依依打了电话，说王秀芬那老小子没脸见她，把钱给了我请我转交，还千叮铃万嘱咐请她把强制执行撤了，不然那老小子的大头照就要上广场的大屏幕，要出名了。

依依在电话那头也笑个不停，说过两天她请个假，去法院办手续撤回申请，然后完事儿了无论如何也要请我吃个饭。

我推也没推就答应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脑袋里突然就浮现出电话那头依依笑着说话的样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

安排完依依的事情，刚准备下楼吃饭，电话又响了。拿起一看，是陌生的号码，接通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“请问是吴律师吗？”

我说，“是的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有什么事？”一般这种情况估计是有生意上门，我的语气不紧不慢，平静、客气。

“哦，吴律师你好，我姓王，在一个朋友那里得到您的电话，有点事儿要麻烦您。”女人的声音礼貌而温和，让人心里首先就有了好感。

于是我耐心地问道：“您客气，说说你的事儿吧，看我能不能帮到您。”

女人在电话里说出了她的事情。

她有个弟弟，叫王海东，是个农民工，平时主要在市里和周边地区接一些电力设施、设备安装的散活。一年多前，她弟弟在给s单位换装变压器的时候被高压电击伤，还好抢救了过来。现在命是保住了，但是左臂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右腿自膝盖上方被截肢，已经是终身残疾，治疗出院后就一直在家休养。

关于赔偿的问题，他们已经打过一次官司，法院判决王海东自己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，剩余百分之五十由包工头承担，而作为业主方的s单位不承担责任。女人现在是对一审判决不服，想要提起上诉。

我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判决书？”这是律师的一个职业反应，遇到二审上诉案件首先要固定的是一个上诉期的问题，一旦上诉期过了，就丧失了上诉的权利。这时候就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，是否申请再审，但是再审成功的几率就很小了。

女人说：“判决书我们是三天前收到的，我认真看了，上诉期还没过。吴律师，请你一定帮帮我弟弟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海东不应该承担那么多责任，我也是希望能够多为他争取一点赔偿金，让他后半辈子也好有点保障，海东实在是太苦了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弟弟多大了？除了你没有其他家人了吗？”

电话里女人的声音因为哽咽有些沙哑，她说道：“我弟弟今年三十三岁，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个五岁的孩子，叫小鹏。后来因为感情不和，弟媳和他离了婚。一年前，小鹏因为车祸，也没了。一个好端端的家，就只剩了海东一个人，现在他又成这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女人哽咽得说不下去。

听到王海东的遭遇，我心里也不由得一阵感慨，我安慰她道：“王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这样吧，收费的问题咱先不说，你加上我的微信，先把判决书发过来我看看，我了解一下上诉的空间大不大，然后咱们再谈具体操作和收费的事情，您看行吗？”

女人听我这样说，忙不迭的连声感谢，挂了电话没多久就加了我的微信，把一审判决书拍照发了过来。

我仔细研究了判决书，了解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，被告的反驳主张，以及各自举证的情况，重点分析了一审裁判时关于过错程度认定、责任比例划分的依据。

因为要想改变或推翻一审判决，就必须要找出一审裁判的错误或者漏洞。而在这个案件中，上诉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各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比例。所以我首先找准方向，从一审判决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着手，而判决中对于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必然要立足于某些依据，不可能凭空乱判，因此，一审判决的依据是否合法、合理，就成了我主攻的着力点。而这个依据又包括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法官和我们律师一样，都是熟悉运用法律的人，一般情况下法律依据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那么重点最后就集中到了事实依据上。

通过明确诉讼方向，然后层层剥离，最后我把这个案件的症结锁定在了裁判的事实依据，也就是案件事实上。说起来好像也很简单，就好像“1+1=2”一样。在这个案件中，第一个“1”就好比事实依据，第二个“1”就好比法律依据，这个“2”就是判决结果了。如果我能够改变案件事实，也就是让第一个“1”变成“2”或者“3”甚至是“10”，那么判决结果自然会出现变化。

看到这里也许各位看官会有疑问了：事实就是事实，怎么还能够随意改变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以后谁还敢相信法律？

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，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功课，又要给各位看官唠叨两句了。

到底什么是事实？或者我们平时如何定义事实？这个问题很关键。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生活中更愿意这样定义事实：亲眼见到的，亲耳听到的，亲身经历的，就是事实。然而我们往往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那就是，有时候我们亲眼见到、亲耳听到，甚至是亲身经历的，未必就是事实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刘谦的魔术，我们都看到了，也听到了，我们会认为那是事实吗？不会。于是结论就出来了：靠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甚至是亲身经历来甄别事实不一定靠谱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：究竟应该怎么定义事实？评判事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？

法律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日常生活中的事实，我们叫它“社会事实”，就这个“社会事实”而言，评价它的标准是公序良俗，说白了就是大家认可。你说了，你做了，我接受，我认可，这便成为事实。注意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，就是“双方都认可”。既然认可，那就没有争议，没必要动不动就提证据，锱铢必较，钻牛角尖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人们就没法生活了。

但是如果有了争议，起了纠纷，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时候，这时候的“事实”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了。不然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无法决断。而这个需要用证据来支撑、来证明的事实，我们叫它“法律事实”。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所依据的事实，指的就是这个“法律事实”。

“社会事实”上升为能够被法庭所认定的“法律事实”是需要有合适的证据来支撑的。这个“合适”意味着标准，证据多一点、少一点；证明力度大一点、小一点；或者形式出现变化；种类出现变化；甚至证明方向出现变化等等，都会引起“法律事实”的变化，或者说支撑起来的“法律事实”会不一样。于是让“法律事实”发生变化才会成为可能。

这时也许各位看官又会有疑问了：这么说来，这个“法律事实”似乎具有不确定性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不同的证据可以构建出不同的“法律事实”？
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确实如此。于是证据就显得至关重要了，但是证据的运用却不具备随意性，只有合法、合理、充足的证据才能构建出法律认可的事实。而律师的职责往大了说，是要维护公平正义；往小了说，具体到每一个案件，是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让“社会事实”和“法律事实”无限接近。

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理解和观点，管中窥豹，一家之言而已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抓住了这个案件的症结之后，我再回过头来看一审时王海东的举证情况，一审时他申请了法律援助，代理人是个法律服务工作者。

从判决书上来看，一审时这个代理人为王海东组织的证据竟然全是围绕赔偿金额来的，什么伤残等级报告、医疗费票据、收入证明等等，只顾着证明应该赔多少，似乎他认为只要是确定了赔偿金额，被告方就会主动送钱来了！看得我直摇头，唉，这些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真是有待提高了，没那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，美其名曰法律援助，节约了一点点的律师费，损失的却是一大笔赔偿金，这不是害人吗？

再一看被告方的情况我乐了，被告方分别是包工头和s单位，各自都有律师代理，而s单位的代理人竟然是瑞子！难怪了，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位法律服务工作者哪经得起被告方这俩律师玩儿？

一番详细论证之后，我基本有信心推翻一审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，并把s单位拖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当然这信心并不是因为瑞子是s单位的代理人，但如果瑞子二审继续代理s单位，那这个事情就更好办。

心里打定主意之后，我拨通了瑞子的电话。